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哈佛大学每年收到29,000件入学申请，仅录取其中的7%，史丹佛的录取率也在伯仲之间。投资大师巴菲特说:“事实上，许多人生中当时感到很挫折之事，后来都变成好事。”他说除了健康问题之外，人生中的挫折都是在教导我们“短暂的失败不会是永远的失败，最后还可能转为致胜的契机。”

      巴菲特19岁时被哈佛大学拒绝，芝加哥大学面谈后也拒绝他的入学申请，当时他内心十分惊恐。他父亲安慰他说:“我对你只有无条件的爱与无条件的信心”。此后，他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最后成为价值投资大师陶德(David Dodd)的门生。巴菲特饮水思源，2008年透过基金会捐赠哥大1,200万美元。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哈罗德．瓦穆斯(Harold Varmus)被哈佛拒绝两次，第一次是文学院，第二次是医学院。医学院院长在面谈时还责骂他“不够专一、不够成熟”，并建议他从军。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却欣赏他的文、理双重才华。他说:“上大学之前，你会觉得每所大学差异很大，但当你找到一个欢迎你的大学之后，这个差异就不那么重要了。”

      电脑伺服器大厂升阳公司(Sun Microsystems)共同创办人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曾先后被史丹福与哈佛两所大学拒于门外，但他锲而不舍，其后毕业于哈佛经济研究所。接着他从制造业的领班做起，再转做销售人员。他说:“毕业三年后，我很清楚自己将成为一位成功的执行长”，之后他在史丹佛商学院认识了克霍斯拉(Vinod Khosla)，两人共同创办了升阳公司。

      CNN创办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被普林斯顿与哈佛两所大学同时拒绝，后来他到布朗大学就读，并成为划船校队队长。他大学毕业后进入父亲的广告公司，并将公司打造成今日的CNN媒体王国。他说:“我所做的每一项成就都不需要大学文凭，有为者亦可如此。”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柏林格(Lee Bollinger)也曾被哈佛拒绝。之后他接受俄勒冈大学的奖学金，最后毕业于哥大法学院。他建议学子，不要被这种遗憾左右你的人生，“用别人对你的评价来评价你自己是错误的”，“真正要问的是，谁能最后主宰你的潜能、你的兴趣?只有你自己。”

      王牌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年轻时也被哈佛拒于门外，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但这却使他定下心来，不再参加舞会，专心完成大学学业，最后成为知名的广播新闻记者。他说:“开始的跌倒很重要，反而让我得以重新出发。”

      NBC“今日”节目主持人维艾拉(Meredith Vieira)1971年也被哈佛拒绝过，她说:“事实上，我很沮丧地到塔福兹大学(Tufts)念大一，但每个周末都会搭便车去哈佛。”所幸她在塔大遇到一位启蒙导师，开启了她对新闻的兴趣，也给予她实习的机会，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西北互惠保险公司总裁斯克利福斯克(John Schlifske)年轻时强烈渴望成为耶鲁大学足球校队队员，因此耶鲁的拒绝函使他几近崩溃。后来他就读于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除了加入足球校队之外，还在学习上打下很好的基础。

现就读于费城附近中央高中（Central High School）、13岁即失去双亲的华裔孤女夏金叶（Heirl He），与哥哥相依为命，在逆境中发奋图强，于今年6月荣获安南博格基金颁发的大学四年全额奖学金。
“做一个好人，好事就会找上门”

夏金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能得到这个奖学金，不仅对我，对我父母也都意味着很多。如果他们知道，一定会喜极而泣的，为我能有今天的成就而骄傲。此奖在经济上减轻了我许多压力，但我的生活目标不只是上大学，我还必须继续努力，保持自我激励。我对未来很乐观，也踌躇满志。

父母曾说：‘做一个好人，好事就会找上门。’我想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能对他人起到影响作用。 ”

品学兼优 荣获大学四年全额奖学金

安南博格奖学金(Leonore Annenberg Scholarship and School Fund)以慈善家莉欧诺‧安南博格的名字命名。每年从纽约、波士顿、费城、田纳西及美国乡村地区，评选出五名能成为年轻人楷模的高中生。获奖者将获得大学四年期间所有费用的资助，包括学费、食住、书籍、手提电脑以及路费等其它生活津贴。

该基金主管格尔‧莱温（Gail Levin）博士介绍说：“评委选择的标准是智力，同情心和自我激励的综合评估。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无论校内校外，这些学生都是非常聪明，非常优异，他们一直都将为提高他人的生活质量而努力工作。这个基金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些学生，使他们的潜力不至于被埋没。”

莱温博士说：“作为一个年轻人，夏金叶面对困难的环境，取得了优异的学业成绩，体现了高尚的品格。这正是不久前去世的慈善家和这个基金的捐助人莉欧诺‧安南博格所要资助的。”

费城英文主流媒体也报导了华裔孤女夏金叶逆境下乐观向上、发奋图强的故事。

父母在红色高棉下陷入绝境

夏金叶能获此殊荣，与幼年受父母的影响密不可分。

夏金叶的祖父出生在中国，后移民到柬埔寨。她父亲家境不是很富有。母亲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先辈也是柬埔寨华侨，家人和亲戚曾经营许多产业，如面包糕饼店、珠宝店、织布、印染等。

上世纪70年代，柬埔寨共产党的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全国陷入血腥恐怖。在其执政的4年时间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不到800万的小国，有2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和各种迫害等，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与千百万家庭一样，夏金叶母亲家的财产被洗劫一空，一家人生活从此陷入绝境。

师从中共，红色高棉也在柬埔寨遍设劳改营。夏金叶的母亲当时只有11、12岁，也被投入了劳改营，每天干繁重的体力活，饱受折磨。夏金叶回忆说：“母亲告诉我，她在劳改营时被灌输不要爱父母，不要爱其他人。但是，我母亲不信那一套。她每天半夜都偷偷逃出劳改营，回去为体弱无助的父母找食物，如抓鱼等。凌晨4点钟再赶回劳改营。如果被发现，会被枪毙。”

夏金叶的父亲也未能幸免。他17岁时被抓入劳改营，每天和其他人一起被赶着爬上埋有地雷的山。到山顶后，又被赶下来。夏金叶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被这样赶来赶去。我父亲靠抓住藤枝晃荡跳跃，才幸免触雷。我父亲讲了他亲临的一件最恐怖的事情。有一天，大家坐在地上吃午饭。很少的一点食物，但每人都非常珍惜，因为食物极度缺乏。这时听到士兵的脚步声，大家慌忙起身往山上跑。一个25岁左右的小伙子，也赶忙收拾食物。士兵看见后，嫌他动作太慢，当即朝他头上开了一枪，把他杀死了。”

在美国奋斗 保留中国传统美德

八十年代初，夏金叶的父母作为难民先后来到费城。俩人都在工厂里做工，干重体力活，生活很艰难。经过奋斗，他们也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夏金叶说：“他们很遗憾自己没能读大学。一直鼓励我和哥哥要刻苦学习，读大学，有自己的事业，有更好的生活。看到他们的处境，我很小就立志要好好学习，以后做一番事业。他们去世后，我更加努力，既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他们的夙愿。”

夏金叶父母身上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美德。夏金叶说：“虽然我们经济不宽裕，父母还是经常给在柬埔寨和中国的亲戚寄钱。他们常教育我和哥哥要关心家人，尊敬长辈。所以，我都不直呼长辈和哥哥的名字，而是叫伯伯，阿姨等。也不能拒绝长辈给的食物。爸爸告诫我：‘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爱你的哥哥。’因此我和哥哥互相关爱，很少争吵”。

年幼的夏金叶，从父母和哥哥身上学会了直面困境，并保持乐观。她说：“虽然生活艰辛，父母都很坚强，没有在我们面前显露出脆弱的一面。爸爸身体不好，还要照顾妈妈，但他们仍保持幽默，经常和我们一起娱乐。父母去世后，哥哥承担了许多责任，一直照顾我、鼓励我，我很感激有这样一个哥哥。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必须尽快成熟，虽然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她还说：“父母还教育我们要节约，他们说‘仅仅作为美国人，你们就已经拥有太多了。在美国，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在柬埔寨很多都没有。’教育我们要珍惜拥有的一切。”由于父母会多种语言，在家说潮州话，夏金叶也会说流利的潮州话，另外还会一点高棉语，普通话和日语。

双亲病逝 孤女逆境中发奋图强

2005年4月，夏金叶母亲因乳腺癌逝世。2006年9月，她父亲也因肝癌去世。当时夏金叶才13岁，哥哥18岁。

夏金叶回忆说：“我父亲9月1日去世，当时刚要开学。我只带了上课的书和几件衣服，就和哥哥搬到了姨姨家。我住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只能放一张床，连一张桌子都放不下，做作业只能在床上或地板上。我的房间里没有冷气，也没有暖气，冬冷夏热。父母去世时，我们非常困难。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愿看到我终生哭泣。他们想要我上大学。他们想要我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是我要努力做的。所以，我拚命学习，这样我就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我不会因他们的去世而沉沦。相反，他们树立的榜样，以及他们对哥哥和我的期望，使我更加坚强。”

在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大四读商业会计的哥哥回忆说：“当时我极度痛苦悲哀，但更为妹妹难过，因为她那时才13岁。我必须要担当起照顾她的责任。所幸，父母的去世，激励她更加发奋努力，磨难使她成熟更早。对一些同龄人未曾想过的大的事情，她已有成熟的见解。她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

专注于生活的积极面

前十年中成绩一直是A的夏金叶，在全年级562名学生中，位居第12名。她选了最难的课程，也是学校网球队成员。去年该校网球队获得全费城地区冠军，她功不可没。她也积极参与弘扬文化遗产的活动，如中央高中的亚裔学生学会、柬埔寨协会、亚美联合会等组织的活动。

夏金叶说：“为了哥哥和我能够受教育，父母亲奉献了他们的一生。我会坚持不懈地努力。与其消沉于挫折或生活的悲哀中，我宁愿专注于生活的积极面。”

安南博格基金主管莱温博士说：“夏金叶的成熟和判断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基金会的评委。从小就遭受了巨大挫折的她，对未来仍保持乐观，对给予她人生目的的生命价值仍充满感激。她牢记过世父母的教诲，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自己生活的中心。 ”

谈到将来的学业，夏金叶的兴趣是与商业有关的，特别是与市场销售有关的专业。她说：“因为我喜欢规劝人，产品销售、广告等对我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自己也有开创性，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今年暑假，夏金叶将忙于参观学校及联系上大学的事情。目前，她还只参观了宾州大学。作为学校网球队成员，她还要参加训练。

“我不会浪费这个暑假的。”夏金叶愉快地说。

南都编辑希望写一个评论，我是当仁不让。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我和一些海外的作者多次呼吁有关部门关注海外留学中的一些弊端，可是，很多有关留学生的真相，包括一些学生留学期间死亡真相，还是被隐瞒甚至掩盖了。感谢澳洲的报纸，这篇报道的标题就吸引了人：澳大利亚被指为赚钱隐瞒50多位留学生死亡真相。

对澳洲社会稍微有点常识的都清楚，这篇新闻报道的标题是在玩标题党。在媒体全面开放的澳洲社会，没有相关利益集团的“配合”，政府是根本无法隐瞒案情和真相的，那是不可能的任务。除非警察无法破案，还有就是当事者家属为保护自己隐私，拒绝授权公布。

但我却同意这篇报道的内容。原因很简单，很多有关澳洲留学生（主要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真相确实被隐瞒了。目前到澳洲和新西兰的留学生中，死亡事件不断，犯罪猖獗，生活堕落，而留学垃圾的现象更是越来越普遍。

那么是谁在隐瞒真相？澳洲政府当然首当其冲，但澳洲政府有些行为规则，例如在没有严格的听证和授权的情况下，他不能单独公布一个群体（例如黑人，亚洲人等）的犯罪记录和比例，所以，它不单独把留学生的死亡事件拿出来说事，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法律永远是表面的，深层的利益考量则是至关重要的，澳洲留学产业已经成为澳洲最大的产业之一，作为澳洲政府，如何保护这个产业，那绝对是当务之急。可是，对澳洲有所了解的都应该知道，政府可以不管不理一些事，但要说到政府可以去隐瞒一些死亡事件或其他的丑恶事件，那确实有违常识。就拿在留学生事件中，真正在积极隐瞒真相的主角，并不是政府，而是更多交缠在一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受到利益驱使，一直在隐盖留学真相。其中各个学校和大学、教育机构、移民中介，都是最主要的利益集团。

去年发生了一起中国留学生被坏人侵害事件，由于被害者自己缺乏经验，处理不当，从楼上摔下来，澳洲一个报纸对此准备做详细报道。报道此事件的目的其实是想学校和政府能够对到澳洲留学生做一些法律培训。可是，报道还没有登出，得到消息的大学和移民中介就来电话了。要知道，这些移民中介和大学可都是报纸的重要广告客户，得罪他们就得罪了财神爷。于是，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深度调查报道就流产了。类似这种例子还有很多。甚至我的朋友写留学生在墨尔本开快车、五六个男女长期混住、违纪乱法、女的成了妓院的妓女、男的成了妓院的常客等等的报道，也受到了来自中国人开办的移民中介的指责和压力。指责他只看到阴暗面，忽视了光明的一面，甚至上纲上线到在澳洲抹黑中国留学生。

这光明的一面自然是这些留学生们带来的巨大财富，这些留学生带来的不仅仅是学费，还有相关的住房、饮食、娱乐等等行业。在澳洲，留学产业远远比中国人拿钱来买澳洲的矿产更受澳洲人欢迎。毕竟我们拿钱买矿产，白花花的银子换走了宝贵的矿藏原材料。而我们拿钱买“教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可就不一定是真金白银的教育了。

说到澳洲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莫过于去年发生的火炬接力。去年在澳洲火炬接力中，我们最担心的是澳洲等留学国家收紧对留学生人数的限制，所以，大家曾经做了一些了解。可是很快就发现，虽然澳大利亚全国上下，几乎都对中国留学生火炬接力有看法，但却在限制留学生上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出面表明不会收紧留学限制。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欧洲等国家，大致也持相同态度。这件事一度也让我们大跌眼镜，还感叹人家如此高姿态和高境界呢。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件，我们一定会对这些政府的“公正态度”赞叹不已。可一年不到，我们就收到了一些让人沮丧的消息，美国已经对新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就业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限制，一些政府、科技和敏感部门对他们更紧地关上了门。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刚刚感受到平等世界的留学生们一毕业就发现受到歧视了。在他们面前设置的这些障碍，有些是明文规定的，更多的是无形的。

这说明他们不报复留学生火炬接力是假的，只是他们不会傻到用限制来自己国家留学的人数的方式限制，那样的话，同时被限制的还有他们本国的留学收入。但限制这些留学生的就业，不但可以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当地国民，而且，也保护了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美国、法国和澳洲在处理中国留学生上的作法，比较有代表性地暴露了他们在处理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观时的操作方式。

中国一些小小年纪的留学生就是常年处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更加复杂的国内关系的漩涡之中。亚洲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在大陆的时候都是被家长和学校管得死死的，很多事情不用他们自己“操心”，难怪他们到了澳洲这种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提出的第一问题就是：怎么没有人管我了？

实际上，澳洲本地的学生是有人管的，除了他们的家长和学校之外，他们长期形成的一种比较适应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法治意识，时刻在约束着他们。可是中国留学生都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环境里成长，比较习惯那种被管的生活，到了澳洲，实在是不知道如何适应这种自由。更何况，目前奖学金制度几乎不存在（特别是澳洲），留学绝大多数都是自费，能够出国留学的95%以上都是中国富裕家庭的孩子。

在关注留学生事件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例如，无论在中国还是澳洲，原则上说，任何一个群体，无论人数多少，几乎都有一个相应的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来管理他们（或者说“服务”他们），可是，唯独数量惊人的中国留学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澳洲，你还真找不到一个相应的机构是来处理他们的事物的。

对于来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澳大利亚关心的是他们口袋里是否有钱；而对于回到中国的留澳学生，中国关心的是他们脑袋里是否学到了东西，以及是否夹带一些不健康的“病毒”。至于这些孩子们在澳洲留学期间的事，澳洲因为他们是中国公民而袖手旁观，中国因为他们在澳洲的领土上而“不干涉内政”。结果这帮留学生如果有自制力的话，也还马马虎虎，如果没有的话，对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那种突然而至地毫无限制的“自由”，往往意味着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堕落、去犯罪，自由地去酿造了一些本来应该避免的死亡事件。

而对于这些不应该发生的事件，如果有关部门和组织、团体包括家长更多地去关注的话，大多是可以避免的。

这样说，我们就清楚了，澳洲的报纸只不过是玩了标题党——就像我这篇文章也玩了标题党一样，其实，掩盖留学生死亡真相的，不仅仅是澳洲政府，还有更多的“帮凶”。

校长多米尼克•文嘉（Dominic Mwenja）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访问时答道，西太平洋大学在2004年就已经开始使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名字了。当时，学校在夏威夷设有另一所大学，所用的教职员工都是同一拨人。

而根据夏威夷保护消费者办公室的调查，西太平洋-夏威夷大学曾被禁止在任何宣传中声称，它获得了州政府颁发学位证书的许可。尽管校方矢口否认有任何失当之处，它仍被要求支付3万美金的调查费。如今，西太平洋-夏威夷大学早已不复存在。

文嘉表示，两所大学的背后曾是同一个东家，但西太平洋大学于2004年卖给了新东家，而新东家不想与夏威夷的分支机构有任何瓜葛。他补充道，在过去六个月里，他雇佣了一批全新的教职员工。“加利福尼亚大学更有品味，”他说道，“而我们已经厌倦了回答与过去有关的任何问题。我们只是想往前走。”文嘉声称，西太平洋大学正在申请许可并有望在明年夏天拿到。

当被问到他是否会觉得“加利福尼亚大学”可能会与类似名字的学校产生混淆时，他答道，“不，我不这么认为。”

“加利福尼亚大学”这个名头还同时被宾州加利福尼亚大学（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所拥有。这是一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市、隶属于宾州高等教育体系的综合性大学。校方对此不予评论。

当得知西太平洋大学的计划时，加州大学校方表示对此关注。加州大学的女发言人珍妮弗•沃德（Jennifer Inez Ward）在一封邮件中表示，“这种使用会造成‘相似混淆’，从而构成商标侵权。”加州大学这个名字受到加州法律的保护，并且作为一个商标，受到联邦法律的保护。沃德说，加州大学经常会对一些未经授权的实体发出中止使用该名字的信函。

加州大学在过去成功地阻止了类似名字的采用或使用，沃德说，“至少在一起案例中，我们成功地起诉了一家使用混淆名字的实体。”

俄勒冈学位授权办公室的官员阿兰•康德拉斯（Alan Contreras）透露，西太平洋大学将学位授予了许多亚洲人，而在翻译中，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常常混为一谈。谈到西太平洋大学改名的举动时，他表示，“这是个非常完美合理的商业决策，因为人们看到这个名字时常常会以为它是加州大学。”他又补充道，加州私立中等后教育和职业教育局可能不得不批准这个更改。

而主管部门的官员塞拉•霍金斯（Sheila Hawkins）表示，这个名字很可能获得批准。她在一封邮件中说，“就我目前所知，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他们给自己冠上这么一个名头。”

西太平洋大学成立于1977年。2004年9月，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了一份题为《野鸡大学》的报告。联邦的调查员们在报告中写道，他们装作是想要入学的学生，给三所大学打了电话，询问学位的事情。其中一所大学就是西太平洋大学。学校的接听人员对这些调查员们强调，“他们不提供课程教学和培训，也不招收学生。学校所做的是按固定费用出售文凭。”

而国外媒体上经常见到有关某某人从西太平洋大学取得学位的报道。去年夏天，一家澳大利亚报纸曝光，全国的典范人物、法官马库斯•爱因菲尔德（Marcus Einfeld）就是从西太平洋大学谋得了一份博士文凭。2005年底，爱尔兰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巴里•麦斯威尼因为拒绝公布他在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论文而被迫去职。

与此同时，韩国报纸披露，立法界和司法界对150多位从境外野鸡大学获取学位的上流社会人物进行了调查。《韩国时报》报道，其中34人从西太平洋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这些人目前都在教育部以及科技部下属的一家机构任职。

虽然哈佛、耶鲁们把李泰伯拒之门外的原因众说纷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事再次传递了一个确凿的信息：哈佛、耶鲁们招录考生，绝非惟状元是取。这一点恰恰与我们的大学形成了天壤之别。

每年高考成绩揭晓，我们众多高校就闻风而动，或是颁发高额奖金，或是许下各种承诺，加入争抢“状元”的战团。一线高校最操心的就是揽到了多少状元，看谁揽到的状元多，几乎成了一线高校之间心照不宣的较量。而那些“准一线”的高校，则专抢“探花”和“榜眼”，也抢得不亦乐乎。如果说世界著名高校不把状元当回事，是因为他们不认为高分等同于高能，那么我们的高校惟状元是抢，凸现了他们“认分不认能”，信奉的是“分数论英雄”。

北京高考状元被美国顶级高校拒录，其实并不是稀罕事。在哈佛、耶鲁和德国的洪堡大学等著名高校，每年都有状元被挡在门外——哈佛有一年更是一下子把165 个状元打发了回去。并不是这些名校一概不要状元，而是他们“认能不认分”，如果一个状元高分高低，只是“考试机器”，他们就不要。洪堡大学在给报名考生去信时写道：我们寻找的是各方面都充满活力的新生。我们常说高考是“指挥棒”。并不是我们的高考才是“指挥棒”，外国的高考同样也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看看我们的“指挥棒”，看看人家的的“指挥棒”，差距不言而喻。

今天中国的一些高校都提出了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何为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当然不止一个，然而从世界名校对状元的不以为然和我国高校对状元的趋之若鹜这个差异中，或许多少也能看出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与高考被形象地称为指挥棒一样，高校尤其是名校的重什么轻什么，也是极具导向力的。高校抢状元，不但是对高考的扭曲，还会强化社会的“唯分数论”情结，在这个导向下，我们的中学、家庭和学生，除了关心“分”，谁还会去关心素质教育？

一，自理能力差

现在的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普遍存在自理能力差的问题。这看似不起眼的问题，让很多孩子无法适应国外院校的生活、学习环境及节奏。很多孩子在国内不会做饭、洗衣服，早上爱睡懒觉，有的甚至连最简单的泡方便面、刷碗都不会。这样的孩子独自在异国他乡，怎能应付得了巨大的学习和生活压力？

解决方案：出国留学不是仅有相当的外语水平和相关专业知识就行，它对留学生的生活能力要求也非常高。留学生一个人身在异国，除了学习之外，还需要妥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让一切都井井有条，虽然有些国家在政策上支持陪读或允许探亲签证，但关键还是要从根本上提高孩子的自理能力。

二，不爱学习

今年上高三的小王，家境非常富裕。他每月零花钱上万，成绩却一般，高考没戏便想出国。但是与中国大学相比，海外大学更强调学生的学习能力，淘汰率也高。学生如果学习能力不强，很难跟上学校的教学进程，有可能在第一学期即被淘汰。想通过留学来混文凭的想法是不可取的。因此，本身对学习没有兴趣的学生，家长也不宜送他们去留学。

解决方案：在出国前一定养成独立、自觉学习的好习惯，才能让海外求学之路更加顺畅。海外大学采用宽进严出，甚至是严进严出的方式。有少数学生在国外求学，不能按期毕业，一般3年的本科，可能需要用4-5年的时间来完成。

三，经济实力不足

到美国读本科四年总花费在百万元左右，英国、澳大利亚要六七十万元，有的专业费用更高，较便宜的亚洲国家也在十万元左右。家境不好的学生出国后往往要打工赚钱补贴生活，很难专心学习。从实际角度讲，打算先出国，再靠奖学金或打工来补充生活和学习开销的想法并不符合实际。

解决方案：经济实力是一个现实和关键的问题。众所周知，留学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特别是去英国、美国等一些高消费国家，面对数十万元的消耗，至少充足准备在海外求学第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待孩子在那边充分适应社会环境，学习与生活环境后，合理调配自己的勤工俭学时间，不要因打工占用学习时间，影响考试成绩甚至整个学业。

四，申请时间比较仓促

美国是很多中国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但目前在读高三的学生如果想今年秋季去美国留学，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大多数美国院校的2010年秋季入学申请已经截止，因此，高三学生如果想去美国就读本科，只能申请2011年的春季入学或者2011年的秋季入学。其实不止美国，目前申请加拿大高校本科课程的时间也已经很紧张了。绝大部分加拿大高校的开学日期是每年的9月份和1月份，申请截止日期一般是3月份左右。

解决方案：不妨先申请预科。选择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留学，学生都可先申请预科和语言课程，都不需要语言成绩。学生或者可以直接申请美国的社区大学，相当于国内的专科课程，再通过“专升本”的途径晋升。另外，美国有很多大学提供“有条件录取”，即学业成绩达到学校录取要求，但语言成绩没有达到要求，学校可先录取。除了高中三年的成绩比较重要外，语言能力也是被大学录取的重要因素。如果学生的英语水平达不到规定要求，需要先到国外学习半年的语言课程，再读预科；如果达到了语言要求，则可以直接申请预科课程。

五，留学并非高考避风港

一部分家长是认为孩子考上国内重点大学的可能性不大才来咨询留学，而对于孩子是否适合出国留学、去哪个国家、选什么院校和专业等都缺乏周密考虑。但实际上，高考成绩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并不是每所海外大学都要求中国学生提供高考成绩，但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把学生是否参加高考以及高考成绩作为衡量申请人的一个重要指标。

解决方案：学生最好同时做好留学与高考两手准备。加拿大高校都承认国内的高考成绩，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有机会直接进入加拿大顶尖的大学，比如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都要求学生的高考成绩必须在一本线以上。澳大利亚全国42所高校中目前已有7所认可中国高考成绩，并将其作为录取中国学生时的重要依据。

六，“洋文凭”竞争难度不逊国内

众所周知，国外的大学都是宽进严出、甚至是严进严出。一般来说，4年制的大学允许学生利用6年的时间毕业，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无法修够学分，学校就会请你走了，而要想修够学分，对任何一名学生来说都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的。因此，到国外上大学，如果只是抱着逃避竞争、混一纸文凭的心态，那国外的大学可能会让你失望。

解决方案：从国外的课程形式上来看，课程形式多样，如有大班讲授式的课程，小班授课，小组讨论，讲座，实践课程等等。每周看起来课程不多，但是如果要听懂老师的一节课，学生们往往需要提前阅读很多相关类型的书籍、资料，甚至需要整夜泡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熬通宵写论文等等。

国外大学的成绩计算方式和中国不同，并不是“一锤定音”，其评判学生的成绩由多方面组成，包括多次考试成绩、论文成绩，以及课堂表现成绩等。其次，各校都有明确的出勤率的规定，中国学生一定要有所了解，如果收到校方关于出勤率的警告，要在今后确保100%的出勤率，而且国外有些知名高校每年都有一定的淘汰率，如果不想被淘汰出局，就必须保证自己的成绩合格和出勤率。

　　刘青山在参加那次推介会前对它一无所知。面对着一张印制着旖旎海滨风光的邀请函，他在世界地图上查了五分钟，才找到这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群岛。

　　48岁的刘青山在上海市郊拥有一家生产玻璃制品的企业，雇员200多人，个人资产数亿。当他带着将信将疑的想法进入那个推介会现场时，才发现和他拥有相似想法的人实在不少。一个容量300人的会议室中人头攒动，座位边的走道上摆满了各式别墅的易拉宝广告，价格都在70万美元左右。只要买上这样一幢海滨别墅(移民的投资下限是35万美元)，再走一下例行的申请、体检和评估手续，他就可以获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公民身份。这个身份可以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一、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是英联邦国家，其护照在全球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免签；二、那儿是避税天堂，对于外国迁入居民免征各种税收。

　　移民，已经是刘青山多年来的打算。现在，他准备让这个愿望变为现实了。

　　移民理由一：子女教育

　　比起刘青山，老李已经先行一步。他在去年底已经将自己的家庭(夫妇俩和两个儿子)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

　　现年44岁的老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至少十岁。他从建筑业白手起家，经过十余年的勤劳肯干，苦心经营，现在资产在3亿元以上，山东有一个搅拌厂，还买了一块5000平方米左右的商业广场，以及几家稍小型的数码类公司。

　　两年前，他先将17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多伦多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几次往返，亲历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 “加拿大的政策很好。只要拥有了身份，接受高等教育时的费用可以享受本土人的待遇。因为我有两个儿子，这样做实际上很划算。”老李从不露富，衣着朴素、简单，开的车也仅是辆普通的斯巴鲁。

　　而身为国企高管的骆军也已经让一家三口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出于职业所限，他本人暂不考虑加入新加坡籍，只是希望有永久居留权来去方便。

　　女儿已经在新加坡上幼儿园，未来母女二人可能会加入新加坡国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女儿能够获得国际教育，我们不想让女儿在国内受教育。”骆军说。

　　迈斯林移民公司的执行总监李旭根据自己的从业经验，认为9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拿一个国外的身份，外加让自己的子女在海外读书。“因为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

　　移民理由二：寻找安全感

　　除了子女教育，让老李坚定移民决心的原因更主要还是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而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他时时找不到安全感。

　　2009年年中，金融危机还在延续，而当时国内的政策走向也看不清楚。“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老李说。

　　上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出现在2003年前后，当时全国出现了包括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等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富豪们对社会治安与大众“仇富”心理心存忌惮，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好出路。而近年来“国进民退”以及金融危机使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加之包括黄光裕在内许多民营富豪被查出存在犯罪行为获刑，再次使国内富人们的神经紧张了起来。

　　“目前而言，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毕竟还是少数，只是最近这种潮流比较明显，这也跟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有关。”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说。

　　“04年我们国家开始出现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民营企业开始从制造业中溢出，往产业链的上游走，进入到金融与能源行业，但这两个行业都是国家垄断的领域，所以民营企业家们非常失望，开始出走。此外，中国的政策环境对民营资本不够友好，社会对民营资本家原罪的质疑，都使得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想象中好。这次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原罪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一个理由。”

　　移民理由三：新的生活方式

　　比起上海灰蓝的天空与嘈杂的车声人声，刘青山自然更向往在加勒比海海滩休闲式的生活。那儿没有尾气污染，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拥挤的人群。

　　“我们这代人总被教育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生时代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抬不起头，工作后要看领导脸色，自己做企业后天天绷着一根弦，要为底下的几百号员工负责，也要陪工商税务、客户关系吃饭喝酒。钱是挣到了一些，但却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刘青山个子不高，语速很快，浑身上下给人一种紧绷的感觉。

　　首个编撰中国富豪榜的胡润接触中国富豪的频率很高。他承认，很多富豪都移民了，但可能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这和人们观念的一些转变有关系，尤其现在富二代起来之后。他们更多的会考虑到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加追求生活质量，不想像以前那么忙碌的去生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缓慢的生活节奏。我想和这些都有关系。”

　　但迈斯林移民公司的李旭认为，“中国人移民很少有想去养老的，因为中国人都很勤奋，喜欢工作，没有养老的意识。因为自己的生意做大了，做到海外，最后成为海外公民的，也有，但是非常少。”

　　移民目的地

　　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 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据中介机构的人士介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华人富豪首选的两大移民目的地，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且当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华人社区，移民后容易融入华人社区的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

　　除了美国这一传统的投资移民目的国之外，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但中介机构一般不推荐移民欧洲国家，原因在于欧洲并不鼓励移民，手续复杂，而且投资移民的投资额也特别高，移民成功率不高。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国度外，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国也正积极向国内富豪们兜售他们的移民资格。以上文刘青山准备移民的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为例，这个小国对他的最大吸引力就是低税率和来去自由。现因涉黄光裕案被调查的“深圳首富”深圳茂业国际[2.35 -2.49%]董事长黄茂如及其夫人的国籍更是中美小国伯利兹。

　　精英与财富的流失

　　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高端人才的流失与财富向海外的转移。

　　在每年外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列项，通常被视为资本经非正式途径流进或流出的数据。以往专家测算中国资本[4.08 -9.33%]外逃的数据，多以此为参考。但近年来热钱涌入中国境内增多，这一数据已无法反应中国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形。因此，对于这些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无从测算。

　　但可知的是，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但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他们希望用国外的身份来保护自己。在国外，他们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是在中国还算是低的。”迈斯林移民的李旭说。

　　“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我们应该先把心留住，才能把富人留住，才能把财富留住。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让资源的获取变得更公平，要继续保留企业家精神。其实很多人很矛盾，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又感到不安全，所以想往产业链的上游发展，所以要投资金融业、能源业，但是这些行业又不是完全开放的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更公平，让不安全变得更安全。”吴晓波说。

　　老李已经在多伦多购买一幢500平方米的别墅，算是安定下来了。

　　“对于国内的事业，我也不准备再有多大的发展了，除非有特别好的机会。”

　　至于未来会否在加拿大二次创业，老李也很迷惑：“年龄可上可下，机会也不上不下。干，我也可以再干些年；加拿大也有一些朋友，大家也总是再商量着一起干些什么。不过一切都没那么容易。”

　　他自己语言也不通，虽然也有家人和朋友在，但是生活起来还是不那么的习惯和方便。“混不到人家的主流社会，准备养老吧。移民还是继续留在国内，都只是一种选择，各有各的难。”老李有些自嘲地说。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张宏 李丽 张斌)

留英学人曾飚谈民主和选举

在英国生活了七年，亲身经历了两场选举。我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却只看过一场，那是2001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转播。当时，我和同学在校外一家川菜馆喝酒吃肉，一晚上只留下了盐煎肉的滋味，因为对来一场中国选举不抱期望，那就吃吃喝喝吧。

我是一个民主偏执派，坚信中国的未来必须民主化。在英国生活多年，生活最大乐趣之一就是理解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通过撰写政治评论，来记录自己对民主社会的理解和看法。如果说，从开始到现在，“民主”依然是democracy，但是我的生活经验，让我更深地扩大这个词汇的外延，民主对一个社会和一个人的价值所在，这点不是简单通过看书可以获得的。

这也是为什么2010年英国大选，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

平凡社会里的竞争

5月4日，中国五四青年节，当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当代中国依然为这两位先生所纠缠。

同一天，《泰晤士报》封面照片就是卡梅隆的太太，身怀六甲，一脸疲倦地靠在丈夫的腿上，卡梅隆一脸坚毅地望着车窗外，他的鼻梁很挺，很有力度，鼓鼓的腮帮，有点像丘吉尔。出于对卡梅隆公关人格的怀疑和《泰晤士报》立场，我的感动大概延迟了两三秒才出现。如果这张照片是抓拍的，我想我会更感动。

我太太很喜欢卡梅隆的太太，我在周一时候看布朗在CITIZEN UK演讲的时候，突然说，“卡梅隆这么卖力，要是落选了，他太太是不是很难过？”我太太很不屑，“嘁，你以为谁都这么在乎首相太太这个头衔吗？”太太认为一个女人看到自己的老公如此坚定地追求自己的信念，或者说为一份不错的工作，这样的卖力，就会感到幸福，这就足够了。

在日常生活中，英国，也许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鼓励平庸和平常的文化，盛产“庸人哲学”。在这个文化里，每个人克己复礼，按部就班。这种平庸的背后，是鼓励每个要认真过自己生活，为自己而活。这个自己，包括很多，属于自己的信念，需要自己负责的家庭。在英国，本质上来说首相是一份工作，要得到这份工作，你必须要和人去抢，你必须要让别人相信你更有资格做这份工作。选举的最终目的，仅此而已。

狭隘地说，竞选是一次面试，政治就是一份自我感觉良好的服务业。在一个不够成熟的社会里，求职往往不需要面试，而那种自我感觉好的有些令别人感到沉重和压抑，甚至窒息。

理念是最后的较量

在一个主流平庸的社会里，作为一个精英意识很强的人，下场无非两种：过得很好，或者很糟糕。在英国从政的人，绝大多数是社会精英阶层，越往上走，越是如此。我曾经简单考察过，英国校园学生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对接。比如，在保守党内部，从80年代的剑桥帮（Cambridge mafia）过渡到90年代的牛津帮（Bullington Club）。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无论是言语表达，还是仪表举止，都受到过良好训练。

在这点上，工党要比保守党逊色很多。布朗就是典型的例子，与卡梅隆、克莱格的金融世家和牛剑背景不同，布朗是牧师家庭出生，据说在读大学时候，还写小册子介绍怎么占小便宜省钱，他曾经告诉《每日邮报》，自己对吃的要求不高，基本别人在前面放什么，自己就吃什么。我可以肯定，如果布朗下台了，他的自传不可能卖的比布莱尔好，他的家底也没有另两位厚。

这种粗犷的风格，布朗自诩是希斯克里夫（Heathcliff，《呼啸山庄》男主角，以粗犷、激情著称）。在这次选举中，布朗最大的败笔，是bigotgate，媒体戏谑说，老太太上街买长棍面包，却不小心把面包片给烤焦（brown）了。聆听大选期间，媒体和政客说话，是学习英国英语、幽默和官腔的最好机会。但是，我不认为那是布朗的错，他难得说了政治家的真心话。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我对布朗最大的观感，也是对政治的一个期待。政治最大的特点是虚伪，要伪装自己，满足尽可能多的人。只有一个把脉精准的政治家，能够一下子击中选民的要害，找到问题的病症所在，布朗有这方面的才能。布朗是一个很有权谋的政治人，纵横捭阖手腕在处理金融危机时候展露得淋漓尽致。

与其他政治人不同，我能够看到他貌似沉溺于经济算计和恋栈权位之外，对于英国政治有自己宏观的构想。虽然这种宏观的东西，在拳拳到肉的选举战中，过于精英，不够实在，但是这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未来必须有人要去关注的东西。

在这次大选中，工具用足，从网络新媒体，到电视辩论。但是这些媒体工具在多大程度上改变选民的投票行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对将来的选战非常有用。布朗的表现，让我觉得，在政治的初始阶段，你可以妥协，可以迎合，但是最后必须亮出你的价值观。真正的较量还是在于你的理念能够打动人，他在Citizen UK的演讲，我听出了他的家庭，他的信仰，他的政治理念。对于他，我无须再考虑他的实际能力，那是毋庸置疑，现在是知道他的价值观和理念，这往往是现象越复杂，头脑越要冷静的思考的问题。

警惕解构民主

并非所有的选民都会考虑价值观问题，当今最流行的是实用主义，信念就好像在酒吧里面喝醉时候许的诺，别人以为是胡话，而自己也常常想忘掉。在一个缺乏民主和透明的政府中，最喜欢的就是装深沉，而且，鼓励无知，让人耻于谈论信念。不幸，真有人为自己的时髦和无知，感到沾沾自喜，觉得是天真表现。选民的这种天然的无知常常让好精英感到担心，认为他们总被坏精英所欺骗，其实没有民主，精英都会变成坏蛋。

作为一个民主派，有些东西知道越多，常常是对信念的试探越深。比如早期英国选举，大地主控制当地投票，英国妇女在1928年才获得选举权，而20世纪初期，英国某位首相依然认为，民主是一群跳蚤一样的流氓干的事情。这些事实常常成为某些国家不实现民主的理由，逻辑是别人也曾经很糟糕，我们现在也不算太差，所以那就继续将就吧。

这种深入试探结果，常常导致对民主的怀疑，进而质疑选民或者自己的权力。加之从80年代以来，媒体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媒体权力对民主的冲击，也是我关注英国大选的原因和切入点。尤其是，在这次大选中，评论往往强调美国大选风格对英国影响，比如政治辩论、新媒体运用等等。

我的观点是英国民主依然有自己的特征，抛开具体制度不同，我觉得英国政治最大的免疫力，在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顽固生存，在这点，美国更像是一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关于这点，也许在自己6月份的美国之行，可以谈更多。

回到中国

读完英国民主发展历史，看着今天大选宣传，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英国人太幸运了，以至于有些天真，是不是需要给他们来一场类似文革、大饥荒一样的历史记忆，告诉他们一个真正的多元世界？

对于我来说，英国民主历史是一个奇迹，见证了另外一种世界观，因为这里，没有肉体消灭，警察只逮捕不殴打suffragette，而抗议的工人和贵族子弟一视同仁，越过了警戒线，都会遭到棍棒伺候，无论高贵或贫贱，反对或同意，我们都agree with disagree。这种社会生态环境，不是靠短期经济力量可以获得。今天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表明英国历史的幸运，是不可重复的。

在今天的中国，维权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基本上靠民间力量在呐喊和发展。政府对于这两种潮流是高度警惕。一个自上而下的“设计民主”还是中国政治家习惯和偏好的方式，他们不敢亮出自己的信念，不和民众对话，不计成本地让自己来试验性挥霍民主的投资，试图证明人民素质低下。

一句话，没有政治参与。

与很多海归不同，我不热心为任何中国特色的东西辩护，为它寻找合理化的理由，做人这样中间两头跑，太累。我在英国目睹和亲历了民主为一个社会带来的益处，不敢独擅其美，写出来与更多人知道和分享。况且，我还特别爱国，时刻想念着要把自己人生第一张选票投在中国，请祖国给我这个机会，以证明我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期待，不止于吃饱了肚子时候盐煎肉的滋味。

纽约“蚁族”聚集区

　　相关报道：金融危机下留学潮：80后国外当“蚁族”

　　“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意为犹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有趣的是，“蚁族”现象，不光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美国。美国不光有土生土长的“蚁族”，还有留学生“蚁族”。近日，记者探访了纽约80后华人“蚁族”聚集区，揭秘 “年轻而无奈，努力却无助”的美国“蚁族”生活。

　　纽约版“唐家岭”：月租仅250美元

　　唐家岭，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集村之一，距天安门广场20公里。来自全国各地约5万名毕业生租住于农民修建的五六层的民房中，每层12间，每个房间10平方米，两三个人挤一间，最多有七八十人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的。

　　也许，每座繁华的超级大都市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唐家岭。曼哈顿的“唐家岭”集中在东百老汇地区，而法拉盛的则散落在华埠的民居里。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离商业区不远，不需要汽车代步。比起动则1500美元/月的公寓房租来说，租金低廉且生活设施完备。于是，这里成了80后华人“蚁族”的最好选择。

　　把破旧的老房子分隔成若干房间，一个房间七八个平方米，铺3张床，每个床位250-300美元/月，几十个人合用一个厕所、浴室。在法拉盛，一位来自广州的妇女告诉记者，她把自己租的房子分出一个铺位来，每月租金260美元。若是嫌贵，还有更“省俭”的方法，一张床2人白天黑夜轮流住，甚至3个人轮流，每人每天睡8小时，这样一来，最低每月只需要付出80多美元。

　　毕业即失业，大学生成小时工

　　风风光光出国，从全美名校毕业，身上的光环尚未褪去，却只能提着行李搬进7平方米的小屋，跟外卖小弟、洗碗工混居一处抢厕所。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艰难转型、放下身段接受现实的辛酸故事。

　　十多年前从上海赴美的曾姨替华人当保姆。她的儿子十六七岁时跟随母亲来纽约读高中。2005年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一家纽约州立大学。4年后，拿到本科文凭，英文倍儿溜。

　　这样的条件，要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找个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绝对没有问题∩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小曾的毕业时间恰恰就在2009年。于是，毕业之日便成了失业之时。

　　求职简历发出去了几百封，却都“随风飘去”。近一年来，小曾始终找不到一份全职拿年薪的工作。只好到曼哈顿的一家小公司当小时工，每小时十几美元。

　　这点收入，当然租不起一间像样的公寓，于是，只能到东百老汇当“蚁族”。小曾告诉记者，像他这样“毕业即失业”的80后留学生，身边特别多，“一个圈子里能数出好几个来。”那天，他跟妈妈一道去租房子，与同是华人的房产经纪人聊了起来。听说小曾的经历和遭遇后，五十多岁的房产经纪人脱口而出：“我的儿子毕业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呢，哎……”

　　宁当“蚁族”不做“海待”

　　经济不好，即便美国青年毕业之后，都难免当“蚁族”，何况华裔留学生

　　正在杜克大学读研究生的26岁美国人Ken算是一名本土“蚁族”。为了不欠债，他发明了独一无二的宿舍：一辆1994年的福特厢型车。

　　2009年春天，Ken花1500美元买了这辆厢型车。车子就停在学校宿舍附近。晚上，他用睡袋睡在车后座；白天，他用露营设备煮饭；洗澡，他到大学的健身房里解决。厢型车离厕所大约半公里，夜晚便忍着。

　　Ken这办法，被中国留学生赵兰学了起来。赵兰毕业于纽约罗切斯特市排名美国前100名的一所大学。当年出国留学，父母为其省吃俭用。而赵兰一年要花掉4 万美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到2007年毕业后，却没有如愿以偿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

　　无奈之下，赵兰过了一段“啃老”的日子。后来，远在国内的父亲恨铁不成钢，狠了狠心，停了他的生活费。赵兰干着急也没用，只得把该卖的行李卖掉，每天白天到大学图书馆看书，准备考研。晚上，就学起Ken，在车里过夜。

　　幸好那时是夏天，虽然不至于冻死，但晚上车子停在停车场，关上车门不透气，半夜蚊子成群结队出动，他倒是成了蚊子们的饕餮。

　　父亲实在看不下去，想让儿子回国当“海龟”，怎么都比在美国睡在汽车里当“蚁族”强啊∩赵兰却铁了心留在美国，“宁在美国当‘蚁族’，也不回国做‘海待’。”

　　坚守希望，“挺下去就好了”

　　就像有很多人问唐家岭的外地大学生，为什么不回家乡找个工作，小赵们常常被人劝着回国。但或许是出国时承载了太多的东西，不能“衣锦还乡”，如何面对含辛茹苦的父母呢于是，他们只能坚守在笼子般的小屋里，从低做起，等待着幸运女神的惊鸿一瞥。

　　2008年大学毕业的王家兄弟来自台湾。两兄弟长得人高马大，老二比较文静，老大则“口水多过茶”，学的都是金融学。毕业后，两人马上在华尔街找到了高薪的工作。谁知道，2008年9月，金融风暴袭来，才工作几个月就失业了。

　　又不缺胳膊少腿，总不能老是在家“蜗居”吧在“啃老”一年后，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2009年夏天，两兄弟办了一家夏令营，专收华裔新移民子弟。

　　从华尔街的明日之星，转到法拉盛华埠民居开“小作坊”，其中经历难以一一尽数。大王告诉记者，这样的夏令营在华人集中的法拉盛，一个夏天能冒出好些家，竞争十分激烈。“我们夏令营的学费是全法拉盛最便宜的，每个学生2个月才收300美元。”

　　问题是，学费少并不能保证客源广进。他们没有丝毫办学经验，有的课程，报名的人才小猫两只三只，但一样要付老师教课费，挣的钱还不够付工资，“纯粹亏本赚吆喝。”

　　但无论如何算是有事做了，大王看上去挺有信心：“我们第一年先打知名度，挺下去就好了。”

　　是的，挺下去，总会有希望。因为他们的高智商、高学历背景，更因为他们愿意不懈努力，也已经学会了在艰难中守住希望。

　　2009年底，小赵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纽约某经济研究所，参与中国经济数据的统计研究。

原文：

Childcare, Chinese style: Rickshaw driver chains two-year-old son to a post while he's at work

At first sight it seems the ultimate in child cruelty - a two-year-old boy chained to a lamp post to stop him getting away.

Yet his parents say this is the only way they can guarantee not to lose him.

His father Chen Chuanliu works as an unlicensed rickshaw cyclist in Beijing, taking fares all over the city, while the boy's disabled mother collects rubbish at the roadside. 

They say they secured their son, Lao Lu, with a padlock around his ankle because his four-year-old sister Ling was 'stolen' from them last month.

Child snatching is rife in China, where strict laws govern the size of families.

Concerned passers-by spotted the shackled toddler outside Huaguan Shopping Mall in Liangxiang.

They reported his father to the authorities, who yesterday ordered him to remove the chain although it was not clear what arrangements he would make in future.

There is no nursery place for Lao Lu because his 42-year-old father is a migrant worker from another province, Szechuan, and therefore does not qualify for state help. The family live in one room, 9ft by 8ft.

Chen said he could not afford to pay for childcare on his earnings of £4.50 a day and had refused offers of 'a lot of money' to give his son up for adoption.

'My wife cannot take care of him and I have to work to support my family. So I chain him to a pole when I have a fare.

'I don't even have a picture of my daughter to use for a missing-person poster. I cannot lose my son as well.'

网友评论：

Jesus - that's awful. And it's done out of a parent's love too - I live in China and it saddens me this has to go on, but the father has to work and keep his child safe at the same time. I'm just worried about his sister - girls are not highly prized, particularly in the countryside, I hope they find h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 massive drive to stop this happening, and have managed to reunite hundreds of abducted children with their parent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 pray this story has a similar happy ending (and his wife gets better too).

- anon, Shanghai (expat), 03/2/2010 17:05

How sad. Poor little love. And the look on his face. I suppose his cheeks are red from cold. Or maybe he's ill. So what does he do, just stand around in the cold on his own with nothing to do till dad gets back. Terrible. And bolt cutters would get through that in seconds. How utterly tragic. Doesn't China have any public assistance? They're supposed to have a new crop of millionaires and double digit growth so don't they share out a bit of it to poor people? Well, evidently not. Does China allow charity and aid agencies and micro credit banks to operate? Just 100 quid would probably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Probably be enough for him to go to school and or perhaps for dad to buy some rickshaws and organise some other people to work for him so that he could be available to look after his kid and sick wife. Of course there's billions suffering even worse than that, literally starving and dying of AIDS and all sorts. Cruel world. So unfair. Rich get richer and poor get crushed underfoot

- boil, London, 03/2/2010 16:46

As soon as we all take a moment and realize that the lead to this story was not, "4-year-old daughter stolen from family", we need to recognize the paradigm in which they exist and reconceptualize their possibilities and think, "what a good dad".

It is just too bad that the passersby, who most likely are some of the chosen few who partake of China's new-found wealth and spend their days out shopping (not unlike the residents of Moscow, just before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made him get rid of the chain.

Note to readers: there will not be a follow-up story explaining, "formerly chained boy stolen and sold for labor" or "rickshaw driver's family starves to death because he had to quit working to guard his son."

Journalists and passersby are hypocrites: how much did the Daily Mail make off of the advertisements around this article? Enough to change this kids life, I'd wager...

- Thomas, Carbondale, Illinois, United States, 04/2/2010 05:42

To "boil" -- public assistance is supposed to be the Chinese way-- after all it is a socialist/communist economy.
Ii feel terribly for this family -- the loss of the daughter is heartbreaking, and the poor boy chained for his own safety is unbelievable. But someone please explain to me how the socialist Chinese economy is benefitting its citizens. This is horrific, yet the socialists continue to sell their system in the UK and USA as though it will create utopia. The view demonstrated in this story is that it creates misery, and a form of slavery--in this case the bondage is literal instead of the usual figurative version created by high tax rates.

- Scott, San Jose, CA, 04/2/2010 06:25